华夏的人才选拔制度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的。
秦汉以前，官位是世袭的，就是所谓的世卿世禄。因为贵族垄断了知识的传播，平民百姓是没有机会做官的。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的有教无类开创了知识下沉的先河，使得知识开始平民化。大量的庶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更上一层的可能。
秦朝的军功授爵体系虽然使得平民也有机会授爵，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缺乏教育机会的他们依然难以获得真正的实权官职，官僚机构依然掌握在传统贵族手中。
汉朝开始的察举制度对中央政府的人才选拔是一次有益的进步，给了众多有才干的士人晋升仕途的机会。而且察举制度里的考试环节对后世的科举有着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但是察举制度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太大，任人唯亲、唯财、唯势的情况在后期愈发严重，是后来门阀形成的重要原因。
为了摆脱对门阀世家的人才依赖，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应运而生，这才开启了官僚阶层的平民化。随着宋明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大量平民提供了上升通道，很好的缓和了社会矛盾，累世大族得到了抑制。
科举制度也大大加强了文官在朝廷里的统治力，宋明时期的重文轻武正是文官势力大增后的一个体现。
首开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华夏在人才选拔制度上无疑领先了西方世界上千年，对于维护华夏的大一统是非常有益的，间接推动了华夏文化的繁荣。
但是科举制度从最开始的多科并举、专业人才众多逐渐变成了经学、文章做主导，选出来的官员都是一帮经学家和文学家，专业性官员反而凤毛麟角了。
文科生统治朝堂的后果就是打压和歧视其他一切异己，理科、工科、商学、军事等一切非文科类都被他们压制，一家独大。
这也造成了华夏自秦汉以后两千年科技进步缓慢，制度改革更是很小，依然在秦始皇制定的框架内打转。无非就是小修小补，在矛盾无法调和时，每三四百年来一次改朝换代。
在这样的人才选拔制度之下，大量拥有其他天赋的人才被埋没，这导致除非天赋异禀，很多需要专业性知识和综合能力的部门，实际权力都由升迁无望的吏员们把持。大部分官员甚至离开了专业幕僚就根本没有办法理政，地方官府尤甚，用后世的话说就是高分低能。
过分强调经学文章使得华夏的朝堂成了哲学家的战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其他学科和人才都被抛弃了。
一本论语治天下，文官就是全能全才。这种理论是很有市场的，专业人才从事专业事情的理念被他们忽略了。
当然存在即合理，文官的壮大是统治者自己的选择，诸多因素结合的产物，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只是最后尾大不掉罢了。
在鲁若麟的论调里，人才可以分为技术性和管理型，以及综合型。管理型人才的职能在于统筹协调、调度指挥、统领全局。技术型人才专于某项技术，是各个行业的精英。综合型人才是掌握技术的管理型人才，也是最难得的。
兴汉军能有如今的局面，各种类型的人才均衡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最主要的是鲁若麟对人才的定义完全超出了李富川等人的认知。
不同于大明将那些拔尖的读书人称为人才，在兴汉军，只要是在各行各业里拔尖的都可以称为人才。他们可以是工人、医生、老师、水手、工匠、军人、农民，当然也包括官员。人才的定义是比普通人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甚至可以改变一个行业，引领时代的发展。
就比如徐班，他的很多发明和创造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并且因为他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将很多经验性的技术转化为了文字，可以使技术得到更大的推广和应有，对整个行业的引领作用是巨大的。他的价值对于鲁若麟来说，比一个状元都高。
大明人口亿万，又有多少个徐班被埋没了呢？
诗词文章可以培养品德、修身养性，但把它作为人才和做官的唯一标准就有些过了。兴汉军里就有很多不善诗词的，他们一样表现的很优秀，是兴汉军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
就好比李定成，读书的天赋只能说一般，但据鲁若麟了解，李定成其实对于经商更感兴趣。只是这种兴趣被李富川给压制了，也不敢表露出来，只能抱着书本死啃，期望能够中举。
如果李定成等人不把自己局限在科举这条死胡同上，从事自己擅长的行业，获得的成就绝对不会比毫无希望的在科举上蹉跎一辈子差。兴汉军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看他们怎么选择了。
随即鲁若麟将话题转到了李雪晴和柳如是身上，直言在他看来，李、柳二人的诗词文章天赋是在场众人中最高的，自己绝对是远远不如。哪怕是拿到大明去论，也比九成的人更有天赋。如果不是大明禁止女性科举，中进士真的不难。
这话说的李雪晴和柳如是连连摆手说不敢，李定成等人则是面有愧色，也无力反驳。李柳二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才学，确实不是自己等人可以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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